——读《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有感

权力自古便有，并永不停歇地将人包裹、埋没、吞噬，恰如“人生来自由，却无时无刻不深处于枷锁之中”。在一定程度上，“枷锁”无处不在，权力亦无处不在。谈及权力，人们首先想到的应是那种政治机器推动下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力量，但伴随后现代主义的兴起，福柯将权力的研究引入思想领域，以至于那一位宣称“文本已死”的解放者竟暗藏着重构读者自我意识、自我理解的私心。故此，一改传统局限于政治立场上“沉默”与“被沉默”的表态，在权力的解构中，我们亦不可忽视人们配合政治权力的驱动，和出于自我保护的考量。在外在逼迫与内在驱动的双重纠葛之中，政治权力权且可当作一个小石块，轻轻一掷，便可在偌大的公众“罗布泊”中掀起彻彻底底的涟漪，一步步，一波波，直至人们的微量构想。最后，外在力量让你向右裸奔，那你绝不会穿着衣服向左漫步。这可以说是一种选择性遗忘，但难以解释的是，这竟成为一种盛世的必需。然而，这种遗忘当真便消弭了吗？古代中国属于一种超稳定结构，在这一超稳定的动态格局中，自然经济、集权主义与儒家思想形成了一种自我发展、自我校对、自我修复的闭环系统，从而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实践提供了广阔的混沌空间。而这既构成了权力急需渗透的主要原因，也是人们开展抵抗权力游击战的重要战场。正如思想来源于现实，但承载思想的文本、碑刻、拓片等有形载体始终是外在权力无法彻底消灭的，人们常常选择不刊行、打磨避讳字眼等方式加以保护，同时，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有选择地进行选择。殊不知，在这一“有选择的选择”格局下，无意中竟完成了实行权力的终极目标。从这一角度上看，这种选择性的遗忘是当真遗忘了！可如果细细观察，每一世代在选择同样的文本素材来回答现实问题时，我们会发现他们所依据的逻辑和理论却是不尽相同，有时甚至是与上一世代、上上一世代完全相反的。所以，在权力的驱动下，社会可能会不停地塑造权力所构建的秩序，也可能完全向相反的方向驶去，而这最根本的不取决于外在权力的强大与否，也不取决于人们是不是一根根会思考的芦苇，而是取决于社会的变迁。换而言之，在冗长的“长时段”中，无论是外在的权力或内在的思考，均取自于它，用之于它，最后亡之于它。

上述是读王汎森先生《权力的毛细管作用》之后的一些碎念。但对这部长达六百页的皇皇巨著而言，习史的笔者总是喜欢按照专业形塑的逻辑去探寻作者写作背后的现实关怀。什么是权力的毛细管作用呢？王先生立足于权力的接受群体，强调“受众、被影响者、被支配者隐秘的、无处不在的消极创造力”，这一解释内化了他的历史关怀——每一个“影响”不见得知识单纯的自上而下的支配，它们往往既是“支配”，又是一个又一个“创造”或“再制造”。人们也可能尽其所能地“创造性”地减少或回避影响与支配，而其最终的结果却每每吊诡地扩大了官方政策的实际作用，形成一股席卷每一个角落的旋风。

当然，思想的直接来源是个体思想家，但根本来源则是思想家及思想存在的当世社会。因而，“思想、学风与现实利益，有时并不互相排斥，思想、学风常常与现实利益而伸张，思想常常乘着现实之翼而前行”。可见，如何形成思想主流、如何引导现实思想，这是王先生这部书所提供的追寻与借鉴，也是每一代人的终极问题。于此，笔者想起历史学界一直存在历史考据与历史解释两种争锋相对的门派，傅斯年先生的“历史只是、就是、便是考据学”突显了历史证据的重要性，无证据，便无历史，更无历史的科学性，像王先生的理论来源皆起于一条条史料，一列列文献，和一本本家谱。但历史研究却无法止步于历史考据，它的最终指向是一种穿透任何一个时代的生命力，亦如王海龙在《遭遇史景迁》中写道，“我们今天学习历史，所关心的其实远不仅仅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或在某个特定的日子，哪个人或哪一群人在事实上到底说了些什么和做了些什么，我们需要知道的是超乎具体的、琐碎的事实之上的历史的真实，并通过这种真实的认知而对人生有更深刻的感悟。”

“人类真正需要的是在想象中重建过去，并从现在去重想过去，而不是使自己脱离现在，回到已死的过去”，一部好作品应如是，《权力的毛细管作用》亦如是……

（一）

《权力的毛细管作用》聚焦于清代，而“清代以降逐渐形成四股力量的奇旋，一股是晚明以来已发展到相当成熟的生活逻辑、城市化、商业化、逸乐、流动，以及日渐复杂化的生活形态；一股是道德正统主义的力量，这股思想是认为即使当时的现实并非如此，但理想上应该朝道德正统主义迈进；一股是经典考证回向古代的势力；一股是因为异族统治者的不安全感所带来的政治压力”。正是这四股力量形成的一种影响力，像毛细管作用一般，在最细枝末节处发挥着意想不到的力量。

诚如历史研究不可脱离其所处的具体时代，该书最初的几篇文章探寻的是明清思想界的转型，即“形而上玄远之学的没落、经典考证及回向古代之势、道德意识之转化、政治思想的转换，以及“礼治思想”之兴起。”

《清初思想中形上玄远之学的没落》提道，明末清初思想界出现两种趋势：其一是心性之学的衰微，思想界从两宋以心、理、气等为核心的“内转”倾向变成一种以礼、实事为主的外转趋势；其二是先天预成论式思维，及形上、玄远之学的没落，其具体表现在“思想家不再静坐冥想、不再求本体”，“他们关注现实的社会人生，尤其重视礼乐兵农制度等实实在在、与现实政治社会人生有关的东西。”

《清初“礼治社会”思想的形成》主要是士人群体对晚明思想界及社会秩序的不满，希望有所整顿并提出一个新的、理想的、儒家社会的愿望。“礼治”遂被提出来成为一个新蓝图，而亡国之痛，也给这种反省与决心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支点。而《清代的讲经会》则是对清初浙江甬上地区讲经会之形成、思想脉络、进行方式、会友、治学风格，以及其影响所作的研究。其论证“讲经会形成与明代后期道德价值的混乱失序、社会政治上的颓败，以及异族入侵的压力、改朝换代后对社会政治问题的反省密切相关”。在这里，王先生引入一种“某种政治语言之所以可能”的现实关怀。“过去我们总认为那一套语言，或使用那一套语言的政治形式是自古已然的，但事实上，某种传统并非自然而然传下，‘继承’传统需要努力，就好比不刻苦学习拉丁文就没有办法继承古代拉丁文传统一般”。

（二）

权力不仅仅容括政治领域，更包含于道德权力之中，其渗透亦无不像毛细管一样渗透在个人与社会的各个层面上。关于道德权力的毛细管作用，集中展现在《明末清初的人谱与省过会》与《日谱与明末清初思想家》两篇文章中。

《明末清初的人谱与省过会》提及，“阳明提出的成色分两说及‘人人胸中有个圣人’，一方面把圣人的标准降低，以致出现捧茶童子即是圣人之类的论调，但有些人却因为对成德的过度乐观而产生了不为圣人即非人、不为圣人即为禽兽的观点，故极度要求纯化道德意识”，故此，“他们一方面主张每个人都是一个潜在圣人，一方面却愈加敏感到觉得自己通身都是罪过，为了系统地诊断自己道德生活的脉搏，遂出现了许多省过之书。”有清一代，省过会或修身日记成为了士人世界一个强劲有力的传统。紧接着，《日谱与明末清初思想家》指出，“宋明理学修身日记的传统，明季功过格运动对儒家士大夫的刺激，理学思想由重悟到重修，及主张在日常生活的实践中达到超越的思想，还有士人对晚明风俗习染的不满，都是激起这一波修身日记运动的重要原因。”

（三）

权力的“毛细管作用”侧重于政治层面，主要探讨官方在思想禁制方面的作为所形成的巨大压力，与如何形成毛细管作用，深入到各处，观察权力在私密的小空间作用，以及在无名文人运作的实况，尤其注重事情发生之前的压抑。“这部全民大合唱的思想禁制活动，由作者、读者、书商等各种有关无关的人共同参与其中。”对于全民性的“自我压抑”，不应仅仅局限于相关谕令与文字狱，更应深入到人们心中那种“较为稀薄、分散，而不固定的状态”。

恰似前述，这种状态要与具体的现实情况相联系，与具体的时代使命相关联。换句话说，权力在具体的时代环境下发挥着影响社会与思想的毛细管作用，而这种作用只适合于具体时代，与此前、此后任一时代牵连关系甚微。

读完《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之后，眼前突有豁然开朗之感，但零星的疑问亦记于此，以备思考之用：

其一，在“国权不下县”、宗族组织相当健全的清代，权力的毛细管作用尚且如此。随着近代权力的下移，四民社会的解体，这种权力的毛细管作用竟比以往更加肆无忌惮，那由传统士阶层转化成的近现代知识分子对此有哪几种态度呢？他们有什么共同性呢？

其二，这一权力的毛细管作用如何趋利避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