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六月六、七日，记忆中总在飘雨，似乎只有在雨的陪衬下，那帘暗殇或悲怆的幽梦方能攥足气力，然后，一泻千里。那一刻，一把把打磨十几年的剑刃，勿论锋利与否，纷纷举过头顶，刺向时空。而结局究竟怎样，活于现实中的人们无法预知，即便属于自己的那个六月早已化为往事烟云，但那一份感慨终究熬不过时代的轮转与社会的百态……

——题记

在一定程度上，高考是个体性的，也是社会性的。于个体而言，其蕴含的意义或是“鲤鱼跃龙门”，或是大浪淘沙后的叹喟，有赞叹有懊恼，有数月之后的笑靥也有一生之尾的泪花，而更多的也许是被称为金子的沉默；于社会而言，其指代的是劈开歧视的利刃，是构建社会理性的助力，更是反思一种良性运作制度的反光镜。究竟是“人人手持圣旗，满面红光地走向天堂”，还是“考得上大学，却摆脱不了阶层的影子”？世人已然通过个体命运的沉浮见证了高考，这个在千年国度上被无数人寄予厚望的“考试”，见证了社会的真实面孔，见证了个体的悲欢的离合的“人生七年”。换句话说，高考是微观，也是宏观。微观层面的个体与宏观层面的社会在这场盛大的考试中双向互动，其结果对个体影响深远，对社会亦是毁誉参半。

以高考为引子，目的是引出对社会学的思考，思考个体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制于社会，思考个体到底应在怎样的社会里保持何等面目的“特立独行”。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罗威廉《红雨——一个中国县七百年的暴力史》、萧邦奇《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传奇》、郭于华《受苦人的讲述——骥村历史与一种文明的逻辑》、周锡瑞《叶——百年动荡中的中国家庭》、王迪《茶馆——成都公共空间、下层群众与地方政治》……这些在社会学课上课下所布置的学术论著，其中多获得过美国列文森奖等国际著名奖项，其视野、内容、写作形式以及陆续的思考让人们不得不换一种新的视角来观察历史，观察历史事件，观察……最后，所有的“观察”足以归结为一个宾语，即观察在社会变迁中的男人和女人。私念，这种社会变迁不仅是指像辛亥革命、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等这些誉为中国历史的巨大转折点，更是指与每一个人息息相关而又意味深长的社会事件，而高考仅仅只是这些社会事件中的一粒沙罢了。

一、 问题意识与微观切入

每每读西方汉学家和受西方研究范式影响的中国学者的论著时，总是喜欢先去读这些名著的前言与结语。在这些段落中，作者的写作意图与史学情怀旗帜鲜明地展映着。《血路》在探寻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动力机制问题，《红雨》在寻找号称儒家正统的中国存在的集体记忆与暴力的社会生态，《叫魂》分析了在君主官僚体制（马克斯·韦伯）中君主与官僚体系之间既相互依赖、又相互制衡的复杂联系，《受苦人的讲述》更是为了考察和解释农民与国家权力和民间社会的复杂互动关系，进而探明文明发展的逻辑，深层次地揭示了当代社会及社会转型。也许，当看到这些奇怪的书名时，人们往往无法联想到这一部部著作最后指向的地方。但是，在国家——社会二维空间的研究模式下，这些鲜明的问题意识确实是值得人们去思索，毕竟，与回答问题相比，提出问题常常难于数倍。

既然“峰回路转”地提出问题，那就开始恢弘壮丽地叙述吧！可是，与之而来的便是怎样切入的问题！是一致面向那些站在历史制高点上的“秦皇汉武们”、“拿破仑们”？还是稍稍留心一下那列修长城的“贱民”和“拿破仑背后的那群法兰西士兵？……得益于史学学理的演变，也得益于史料的延伸与开放，微观史学在历史研究中呈现蓬勃发展之势。事实上，微观视角、局部视角是这一著作的最大特色，但视角的缩小并非局限于一件事、一个人或一个时段，而在于“以小见大”、“以局部反映整体”，这种方式所达到的效果无疑与史学家的历史功力、研究视野和写作能力密切相关。

作为一部记传性论著，《血路》通过沈定一，这个褒贬不一的历史人物，通过其“身份”的建构过程作为阐释的切入点，进而论证一个贯穿全书的基调——二十世纪中国部分人生悲剧正是来自于具有不确定性结果过程中，坚持以特定不变的身份标签来看待他人。其实，“身份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结果，更是一个即时性的产物”。故而，关于沈定一的评价，不易做事实判断，也不易做价值评价，因为这不是一个真理性问题，而是一个合理性问题。而合理性在根本上是一种符合历史趋势的问题，是主体的历史和理性问题。

如果《血路》是通过一个微观个体来阐释革命动力问题，那《百年叶家》则是借助永安叶氏家族的百年沉浮来阐释一个“个人即政治”的命题。这一命题在《受苦人的讲述》中延伸至农民阶层，因为“最具个人性的也就是最非个人性的，个人性即社会性；个体遭遇的苦难，貌似主观层面的紧张或冲突，但反映的往往是社会世界深层的结构矛盾”。回顾《百年叶家》，全书撷取叶家在晚清、民国和新中国三个历史时期的表征，展现了个体与政治的双面共同体。正如其中大致写道，“在晚清洋务派轰轰烈烈地开展洋务之际，整个清朝官僚体制依旧沉溺在科举制度的窠臼中。尽管第一代人叶氏族人仍旧固守在八股文的行文空间里，但其族人的高官厚禄却常常是因为他们在组织团练、镇压太平天国中取得。”向深处探析，这冰山一角反映了一个末世的衰微和乱世的来临，也就是当实行已久的仕途机制失效后，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的局面悄然间揭开帷幕。而这一切的剧变也导致了民国时期的第二代江氏族人纷纷弃政从商。在此，笔者不由得感触，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人的渺小，人的无能为力，甚至“不仅没有发言的权利，而且没有沉默的权利”。

不止于《血路》、《百年叶家》，还有《红雨》，该书聚焦于湖北省麻城县，围绕暴力这一线索，探讨了从元末至日本侵略时期共七百年间所历经的种种暴力事件，包括王朝更迭、民族冲突、农民起义、奴仆叛乱，也包括各时期政府，像封建王朝、国民政府，对地方的征服与围剿。既有常规的暴力，又有非常规的暴力，暴力程度、暴力方式、暴力血腥皆是触目惊心。诚如一篇书评中写道，“在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中，暴力其实处在一种非常暧昧的状态下。一方面，儒家文化倡导和平、和谐，具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美好理想，如同《乡土中国》展现的那幅田园牧歌式的乡土社会景观。另一方面，不仅事实上暴力现象普遍存在，而且主流精英文化对暴力的态度也并非全盘否定，他们既要想法设法去约束暴力、控制暴力，在特定的情形下又会容忍暴力，会借助得到合法认可的暴力来对付其他的暴力。”

诸如种种，围绕着一部部巨著中萦绕的问题，读者足以通览“苦难在每一历史时期所揭示的文明的逻辑”，偶尔蹩见“叫魂这一最为普通的社会事件在皇帝、官僚体制和底层民众之间所泛起的涟漪”……

二、破碎化

尽管微观切入是诸多社会学著作的一大特色，但与之而来的“破碎化”趋势则是其一大诟病。微观是否具有典型性，局部是否说明整体……这些无不一针见血地戳向“解构主义”的要害。而王笛在《走进中国城市内部——从社会的最底层看历史》中理性地解释道，“我的微观研究并不企求建立一个普遍的模式，或者确立一个中国城市公共生活的典型代表，而是提供一个样本和一种经历，以丰富我们对整个历史、社会、和文化的理解。总而言之，微观历史的意义在于为理解城市史的普遍规律提供了个案，不仅深化我们对成都的认识，而且有助于理解中国的其他城市”。推而广之，历史是一个瞬息万变的过程，“变是唯一的不变”，从这个角度出发，微观从来不具有典型性，局部也从来无法说明整体。同时，历史也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现实是流动的历史，历史是凝固的过去”，今天的故事是昨天的遗留，当代人的笑与泪隐藏着前一代人的酸甜苦辣，所以，整体不是一个局部加另一个局部，而是局部本体，即整体本身是部分，部分亦等同于整体。如同在《茶馆》的尾声——

茶馆送走最后一位顾客，辛劳了一天的堂倌很快便进入了梦乡，无论是昨晚最后离开茶馆的茶客，以及正在做梦的堂倌，他们不会知道，又隔了五十多年后，一位在成都出生长大但流落他乡的历史学者，会给他们撰写历史。他们不会想到，在这位小同乡的眼中，他们就是历史舞台上的主角。在过去的五十年里，他们所光顾的茶馆，他们视为理所当然的坐茶馆的生活习惯，竟一直是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文化的同一性和独特性较量的“战场”。他们每天到茶馆吃茶，竟然就是他们拿起“弱者的武器”所进行的“弱者的反抗”。

由此可见，微观历史研究的背后是一个宏大的历史视野，涉及长时段，也涉及时代的大脉络。纵然微观历史津津乐道于那些微不足道的细节或“小历史”，但其所揭示的问题却极大地有助于大历史的认知。

三、 历史解读

后现代主义喧嚣文本已死、作者已死，虽重构了读者的主观眷想，但相当程度地消解了对作者深厚功力的重视。故此，在重温一部部社会学著作后，笔者不仅惊愕于一位位史学家的史识与史学功力，而且不止一次地思考如何寻找一个特殊的历史节点、如何利用一个微不足道却深奥哲理的开头进行诠释、如何在短暂的剧目中突显整场演绎……

以《血路》为例，据《浙江通志》载，沈定一出身于清末萧山衙前地主官望之家，“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中秀才，三十年捐云南楚雄府广通县知事……辛亥革命爆发，参加光复上海的武装起义……1913年，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沈奋起响应，10月倒袁失败后遭通缉，于次年避居日本。在日本参加留日学生总会，任总干事……1916年6月回国，9月当选为第二届浙江省议会议长…… 1919年6月，与李汉俊、戴季陶等在上海创办 《星期评论》周刊，宣传新思想，研究和介绍社会主义……1920年，和陈独秀、李汉俊等早期革命者交往甚密。同年8月，陈独秀、李达在沪组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沈为成员之一……1921年成立衙前农民协会……1923年8月，加入国民党；1925年，与戴季陶一同反对国共合作，主张反共……1928年，在衙前车站遇刺身亡。”在《浙江通志》仅存几行的记载中，人们无法想象仅凭几行生平介绍便可写就一部意境幽长的学术著作。而萧邦奇另辟蹊径，以身份的建构过程诠释了一个民国“乡绅士人”的遗风，“地主和个人英雄主义者这两个身份塑造了沈定一的性格特质和世界观，决定了他的思维和行动方式；而共产党发起人和国民党忠实信徒的矛盾身份则使他深陷各派势力相互倾轧的漩涡并最终伴随着他不切实际的理想被现实无情地粉碎。通过基于其身份认定的分析，方可发现所谓沈定一“背叛革命”的行为和“刻薄寡恩”的形象其实是进行了解释的合理化，即他的一些争议性言行放到历史宏观中去考察时应当被视作是超越善恶。”也就是说，在意识形态独尊盛行的时代，个体注定无法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这也足以解释为什么在民国那段尚未树立最高权威时期，也就是沈定一的早年，何以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滥觞；但到了国民政府时期以后，也是沈定一的末年，他那种特立独行的风格与追求信仰的实践越来越不被已树立的最高权威所容忍，历史的车轮必须让他作出表态，要么选择共产党，要么选择国民党。可惜，两者均不被他认同，而他那至死不渝的是他在家乡建构的“乌托邦”。于是，身死疑案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一种必然，而疑案，从历史的视角来看，一向是人的有意为之。

这一趟“血路”，杀气腾腾，危机四伏，穿梭在一个接一个的时代里。对个体而言，尤其对沈定一这类政治人物而言，不同的时代拥有不同的定义，即便是同一个时代，属于他的定义也不尽相同。“身份”是名，也是实，但挣扎于当世的人却常常存在三种形式：其一，名实相副，如孙中山、毛泽东、蒋介石这样的职业革命家，理念之名与行动之实不言而喻；其二，名轻于实，如蒋经国，本可行“一世亡而二世继，后子孙万代继之”之制，可毅然决然地改革政体，民主过渡；其三，名实相悖，如沈定一、鲁迅，对于这类人，无论治世抑或乱世，皆是被God Almighty所遗忘的弃婴。他们极其迫切地想行“大同”理想之实，但无行政之实，无军事之实，无阴谋之实……最后，徒留一份“政治人物”之名！或许，“死亡的疑案”是其最合适的归宿；或许，在构建“理想国”的跋涉中，“名”与“实”是相互背离的……

想来《血路》这本书，写作的精妙、遗留的思考皆然跃于纸端，使人不得不惊叹，“历史的记忆，竟还有这番面孔”。

此刻，重写首行的那个问题——个体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制于社会？个体到底应在怎样的社会里保持何等面目的“特立独行”？

关于第一个问题，个体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社会，甚至在某些特殊情境下，外界因素将会决定个体的一切。倘若如此视之，那生命未免过于失落，仿似一切的奋发向上全都变得一文不名。但是，社会是由个体组成，个体的自我认知与社会的运行轨迹一直存在若有若无的“第三领域”，因此，笔者依旧坚信——一个人是对的，这个世界就是对的！

关于第二个问题，想起史学“二陈”之陈垣先生曾称赞的“中国历史上三次思想高潮”，即百家争鸣、魏晋风骨与文化北洋，这些无不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最混乱最具灾难的时代！然而，这又何尝不是思想多元、选择多元、大师云集的时代！可见，混乱的社会秩序无法形成最高权威，也促进了社会各阶层去寻找解救之道，而个体之特立独行便在这外力式微、内力肆意的条件下油然而生。

那动荡岁月是每一个人极其厌恶的，但当下究竟是不是一个最具个性的时代呢？王笛，这位施坚雅的学生回道，“国家权力的无限扩张和国家文化的胜利所带来的后果，现代中国比任何时候都更步调统一，但比任何时候都缺乏文化的个性与多样性”。也许，国家权力、国家文化的适当退却方可建构一个“大共同体本位”的社会吧！

记得，在大学的人力资源课堂上，李班头嘱咐了一篇名为《我们的时代啊》的博文，这是一位银行行长写的几个实习生的故事。尽管他的目的是为了反思与提高，但当时认为有点残忍，把“奋斗二十年，未必与你喝一杯咖啡”这样深刻而简明的故事摆在一个个涉世未深的学生面前，我始终不知道同学们如何将这杯酸涩的“苦酒”一饮而尽。

“生下来，活下去就是生活吧！”，不知道这句话中隐藏了多少无奈和辛酸！人们常常说，“顺其自然“，然而，顺其自然的背后包含了多少不甘心与无可奈何！对此，只有当事人自己清楚。

静静地想，你不应该悲观，也不应绝望，更不应忘记那一直践行但又未曾履行的誓言——

生命是一场持续不断的沉重努力，为了不在自己眼中失落自己！或许，这也是保持“特立独行”的最好的选择！